本帖最后由 九纵后人 于 2017-8-11 08:54 编辑
大恩难言谢
—父亲沈光中与王银华夫妇的故事
作者：沈晓红
一、肖鸿寻访到南汇宣桥 1989年的夏天，一位60多岁的老人只身一人走进我母亲家里问：“这是闵丽华家吗？”“是的，侬是？”母亲说。当问明家里70多岁的主人就是闵丽华时，这个老人喊着“大姐！大姐！”就缓缓的跪下了双膝说：“我是沈光中的勤务兵肖鸿，我一直没有找到你们，我没有照顾好你们！我有罪”。 母亲先是一惊，然后走过去拉起他的双手说，“啊！你是肖鸿，听光中说起过，你起来，你起来，我不怪你的。”肖鸿说：“我多次去你们南汇县民政局打听，终于得到了大姐你的住所，从上海市区换乘了多辆公交车，走了很多乡村道路才在行埭村找到了大姐”。 “你看，已经是中午吃饭时辰了，还没有吃饭吧，一起吃点便饭。” 肖鸿对母亲说，我父亲再次到浙东余姚后，组织上安排他住在当地老乡王银华家养伤，养伤期间，得到了他们全家特别是王银华的妻子徐彩霞的悉心照料。但由于缺医少药，伤口得不到有效的治疗，加上工作繁忙，劳累引起大腿上枪伤复发，1943年在组织上安排回上海治病时，途中不幸牺牲。 肖鸿临走时留下了浙东慈溪福山乡王叶村王银华家的地址。 那年秋天，我得到了这个信息，心想，在当时十分艰难危险的情况下，父亲在这家老乡的精心护理下养伤，是多么的不容易啊！我一定要到王银华家当面向他表示我们家迟到了二十几年的感谢。 按照肖鸿提供的地址和姓名，我找到了浙江省慈溪县福山乡王叶村徐彩霞家，遗憾的是，当年悉心照料父亲的她的丈夫王银华伯伯已于1974年谢世！我和徐彩霞老太太见了面。 老太听说我是当年沈光中科长的小儿子时非常高兴，激动地拉着我的手仔细端详了好一会儿说:“太好了！太好了！老天有眼，终于看到了沈科长的后代。你很像当年的沈科长”，说着说着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我也满含热泪地说：“我代表母亲闵丽华和全家感谢你们！感谢你们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冒着生命危险照料和护理我父亲，为抗击日寇坚持敌后斗争作出了无私的奉献！感谢你们将父亲的遗体送回上海，让他魂归桑梓！”我送上了一些礼物，拉着老太的手说：我会带着妻子和儿女们再来看望你们的……
二、应邀参加红色通道落成典礼
又过了将近二十年，2007年3月22日，我受邀参加浙江宁波慈溪浙东“海上门户”纪念碑揭碑仪式暨古窑浦红色通道落成典礼。能和其他烈士后代一起参加古窑浦红色通道落成典礼，我心情自然是异常激动。浙东，曾是父亲战斗工作过的地方。 我的父亲沈光中，又名沈鹤楼，1914年出身于江苏省南汇县（后为上海市南汇区，现为上海市浦东新区）六灶镇。17岁时，父亲只身离家，赴南京军事学校读书。“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出于爱国激情，他于1933年奔赴东北参加东北抗日联军。严酷的战争和恶劣的环境，使父亲染上了重病，于1936年回上海治疗。 1938年，父亲回家乡参加了抗日武装“南汇县保卫第二中队”，担任军事教官，当年8月，调到“南汇县保卫团第四中队”（简称“保卫四中”）担任军事教官。次年3月4日，“保卫四中”中队副周毛纪企图叛变革命，用枪胁迫中队长连柏生投敌。万分危急情况下，父亲挺身而出，一枪击中周的右手。之后，“保卫四中”扩编为“南汇县抗日自卫总团第二大队”（简称“抗卫二大”）。父亲沈光中任大队部教官。 1940年初，父亲率领30多人，趁敌人忙着过节戒备松懈，夜袭南汇黄路镇皇协军保卫团江锦松部，俘获20多人枪。4月，奉命到中共领导的“江南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学习，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卫二大”扩编为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时，父亲任五支队一大队代队长。 1941年7月，父亲率100多人，夜袭南汇瓦屑伪军据点，激战中，腿部受了重伤。由于环境恶劣，得不到应有的治疗、休养，父亲的枪伤恶化。1943年5月，父亲化名徐亚文进上海红十字医院治疗。出院后，被派往浙东，先后任新四军余姚办事处经委主任、军事科长。 我带着妻子徐菊芳和女儿沈梅蓉驾车驶上了去浙江宁波三北（余姚、慈溪、镇海三县北部地区）的高速公路。这次古窑浦之行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应宁波电视台，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之约，参加拍摄一部反映当年我父亲在当地老百姓家中养伤和工作的电视专题片。 下午，我和电视台的记者来到了慈溪市观海卫镇（原福山乡）王叶村王银华、徐彩霞的儿子王建新家，这才知道老太太徐彩霞已经辞世。当我们向王建新说明来意和要求时，王建新表示非常欢迎。他指着眼前的房子说，这是他们家新造的楼房，沈光中烈士抗战时最后工作、生活过的地方就在不远处。以前听姐姐王杏娥讲过来我家住的那位首长，名字不晓得，只知道大家都叫他沈科长，住在老房子的阁楼里。说着，带着我们来到当年我父亲最后生活、工作过的地方。 我和王建新父子一起走进当年我父亲疗伤、工作现已倒塌的老屋，老屋年久失修，一边的墙已经倒塌，但依稀还能看到当年老屋和阁楼的模样，门牌号是王家27号（见左图）。 我再次向王建新感谢他父母对我父亲的照顾。王建新讲:“沈科长到我家，我刚刚出生，幼小不懂事，只是听过我父亲讲起沈科长的事迹。我姐姐王杏娥比我大七岁，她知道一些情况，下次你们什么时候来，我把姐姐叫来，让她给你们讲讲”。 过了一个多月，我带着爱人和儿子沈代荣又一次来到王建新家。当我们和王杏娥见面后，王杏娥非常激动，她说：“我见到你们，我也可以了却一桩心愿，因为我父亲王银华给我讲过有关沈科长烈士的悲壮事迹，它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我一想起父母讲起过的在那鬼子“清乡”“扫荡”的艰苦岁月里，和沈科长一起度过的艰难历程，心情就十分激动，强烈印象难以磨灭。所以，我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期盼着一定要把沈科长为了抗日胜利，在艰难困苦的环境里坚持革命斗争和不懈工作的英雄事迹告诉后人。今天终于盼到了这一天！我们福山乡划为革命老区，我家也在一九八八年六月被宣布平反，摘掉了所谓‘反革命和右派分子’的帽子。我终于能把先烈不惧生死无私奉献的革命事迹写下来了。” 通过王杏娥写下的材料和她的讲述，我才清晰了解到父亲牺牲前的那一段艰难往事……
三、为了抗战胜利坚持战斗
1943年8月的一天，与王银华关系很好的慈溪县掌起乡两面乡长叶建荣（表面上是伪乡长，暗地里偷偷为新四军做工作）将一位拄着拐杖，走路不太方便的伤病员送到了王银华家。护送的新四军浙东纵队干部向他们介绍，这是沈科长，是在一次与日本鬼子的战斗中打伤了一条腿，并诱发了肺病，要在你们家里居住一段时间养伤。 王银华夫妇爽快地答应下来，并将父亲安排在自己母亲住过的小阁楼上。阁楼虽然矮小，人无法站直，但相当隐蔽。安顿好后，王银华的妻子徐彩霞见父亲有些许担忧——居住环境对受伤的腿和工作不是很有利，不知伤病能否恢复，但父亲没有说什么，就这样在王银华家住了下来，一边休养一边工作。 那时，王银华夫妇的女儿王杏娥只有7岁，后来慢慢地才知道我父亲是新四军游击队的人。徐彩霞对父亲更是如对亲弟弟一样无微不至地照料，一日三餐茶饭送到父亲身边，又忙不迭地洗衣、洗被，矮小的阁楼收拾得干干净净，清清爽爽。 几天住下来，父亲感到很满意，对徐彩霞说：“我住过好多人家，你家是最好的。” 在那兵荒马乱的时期，食品非常缺乏，徐彩霞为使父亲身体早日康复并安心工作，便想方设法给他多搞些鸡鸭蛋吃，以增加营养。这样，父亲休养一段时间后身体就好多了，拄着一根拐杖能走路了，心也安了。养病期间，父亲每日坚持工作，但由于工作任务繁重，经常是夜以继日。组织上曾派去好几个勤务兵照料父亲，一个名叫祥宏，当地沈师桥人；另外一个叫肖鸿，当地宓家埭人。肖鸿也住在徐彩霞家，一听到外面有日本鬼子“扫荡”等不安全的情况时，肖鸿就和王银华两人摇一条小船载着父亲到远处河道上躲避，等敌人走远安全了再摇回到家里。 在徐彩霞家，父亲经常向当地农民宣传党的抗日政策，讲述抗日斗争的形势。有一次，王银华要买田，父亲知道了就劝王银华少种点田，自己够吃了就好。王银华虽不很理解，但把20多亩棉地退掉了，只留下了佃种的13亩，解放后评身份评了大佃农。 有一次，王银华问父亲腿怎么伤的？父亲告诉他说，在上海的一次战斗中，他率领游击队战士100多人，夜袭南汇瓦屑伪军据点受的伤，后来组织上通过关系让他去医院治疗，稍有好转便转移到三北来工作。工作中经常与何克希、谭启龙等游击纵队领导一起，研究游击队战略战术和作战方案到深夜。这样的时间过了三个月左右，到了11月，父亲终于操劳成疾，并吐血了，身体每况愈下。 父亲病重期间，新四军浙东纵队谢文安科长去看过他几次。一次，谢科长来到王银华家，身穿长衫再用绞身带腰起，看上去像短衫。一进阁楼，谢科长脱下长衫，摸出一支手枪告诉徐彩霞，“这是手枪，能打死人的，你见过吗？”徐彩霞第一次看见手枪，很惊奇，又有点害怕。那天，父亲与谢科长又在静静的阁楼中研究工作到深夜。 父亲身体日渐衰弱，当时医药极端困难，虽没有药物治疗，可父亲毅力惊人，每天早起在徐彩霞帮护下，去屋前一棵大树下运气练功。徐彩霞也尽力给父亲搞点鸡蛋、禽肉等食品补补身体，又千方百计做些好菜，想让父亲能多吃哪怕一点点，还特地买了一口砂锅给父亲炖肉吃，想让父亲把身体尽力养好起来。有一次，父亲想吃烧得生一点蛋黄还在流的水潽蛋，可从小在慈溪农村里长大的徐彩霞不懂如何做这种蛋。一时说不清楚水潽蛋做法的父亲急得用拐杖墩了一下地板，后来连比带划徐彩霞终于弄懂了。当父亲从徐彩霞手中接过那碗热气腾腾的水潽蛋时，心里那叫一个高兴，他非常感激地说：“谢谢王嫂！刚才急了点，对不起。” 山里的11月，天气转冷了，父亲的被子只有四斤重，徐彩霞就把自己家里最厚的一条棉被换给父亲盖。后来，徐彩霞一直珍藏着父亲的这条棉被。
四、惊涛骇浪中的生死掩护
父亲带病坚持工作，没有一天停息过。到12月，父亲终于倒在床上起不来了。徐彩霞给父亲送饭、倒水、洗马桶、倒被血染红的痰盂。有时，父亲要起来锻炼身体，他还想着能有朝一日重返抗日前线，但他太虚弱了，无法独自上下楼梯。徐彩霞见状就扶着父亲上下楼，后来实在不行了，她就背起父亲上楼下楼。虽说父亲久病之后身子非常轻，但对个子同样瘦小的徐彩霞来说，也是不小的负担。这样的日子又过了数天，父亲的身体实在不行了。 谢文安科长看到父亲的身体状况，就向上级建议，把父亲送回上海浦东老家去治病、休养。父亲病得如此严重，怎样通过日本鬼子占领区，又有谁能担当护送的重任？在这危难之际，王银华挺身而出，说愿意护送我父亲回浦东。 谢文安科长来征求父亲的意见，父亲含着热泪对王银华说：“你虽不是我的亲兄弟但胜似亲兄弟，我从此称你为亲兄！”父亲说，“亲兄！我在此数月，你为我日夜操劳，嘘寒问暖，王嫂更是端茶送饭，浆洗衣裳。有你们照顾，我非常感谢。我是参加抗日来了，你们和我一样，都是为了抗日，对吗？” 王银华夫妇听了父亲非常吃力说出的一番话，嗓音也已经嘶哑，心中暗自悲痛流泪。 这天，父亲离开王银华家，准备回上海浦东。王银华租了一条划船，这是当时比较好的交通客运船，他把父亲背下船舱。临行时，父亲含泪挥手向徐彩霞告别：“王嫂……再会……谢谢！”父亲用足了全身的力气说了这六个字。 王银华划船载着父亲到了宁波，找到女儿王杏娥的姨母家中，请在“浙东沪”轮船上做茶房（服务员）的连襟帮忙买船票。不料，从这天开始，日本人蛮横地封了江不让开船。 无奈，王银华向连襟透露了父亲的身份，他说：“这是个非凡之人，是位很重要的人，是打日本鬼子的新四军科长。我与他情同手足，他称我亲兄长，我看要在你家住几天，请你帮我找一处安全隐蔽的地方，让他住下。”王杏娥姨父想了想，就把父亲安排在离他家一里路左右的一家独居老婆婆家中。 夜里，要转移了，父亲从身上掏出随身携带的三件物品交给王银华：一只怀表、一枚印章、一支派克钢笔。父亲对王银华说：“亲兄，一只怀表、一枚图章两样东西请交与我哥哥；一支派克钢笔留给你，我谢你的恩。这是我打胜仗后部队首长奖励给我的金笔，我一直珍藏在身边，以后杏娥小妹妹长大了你要供她读书，这支笔就留给她学习用。等她以后会写文章了，你就让她拿这支笔写下你我的故事，好吗？” 王银华忍不住热泪婉言谢绝：“我女儿还小，农民人家，哪里能写文章！”父亲再三嘱咐、恳求王银华一定要收下。 父亲临时住的地方离王杏娥姨父家虽只有一里路程，但王银华每天送饭送水要经过日本人的岗哨，岗哨一到傍晚就戒严了，任何人车不准通往，如有违者，打死为止。王银华只能在晚上胸前挂了一罐粥，两只手里拿两瓶热水绕道而行，但还是要经过一道铁丝网。他把一罐粥和两瓶热水先从铁丝网下面塞过去，自己再跳跃而过，谁知第一次跳铁丝网就把裤子钩破了。就这样，除了打饭，其余时间王银华都与父亲形影不离，冒着生命危险照顾父亲过了七天。这时父亲已奄奄一息，连粥也咽不下了。 等到第八天，总算开船了，王银华把父亲背下“浙东沪”轮船。因为船上有日本鬼子，一旦发现患有传染病的人就会惨无人道地把病人抛进大海！如何对付日本鬼子的检查？王银华如坐针毡。他想：“绝不能让日本人发现，把沈科长抛进大海，否则我怎么对得起这位亲兄弟呀！” 夜深了，轮船冒着漆黑的深夜，鸣着凄厉的汽笛声缓缓驶向上海。 父亲在经过跟病魔顽强斗争了三个多月后，强忍着病痛的折磨，右手紧紧拉着王银华的手，带着对革命胜利的渴望，带着对亲人的遗憾，默默地与世长辞了。 下半夜，日本鬼子来检查了，他们检查完甲板上面的房间后进到船底统舱，鬼子兵的马靴声沉重地向这边传来。 日本鬼子眼看就要过来，身边的沈科长已经过世，怎么办？！王银华急中生智，赶紧把行李集中放在父亲的遗体旁边，铺上父亲的大棉被，然后躺在父亲和那堆行李上面，最后盖上自己的棉被。大约过了两三分种，鬼子来了，查问每个旅客。鬼子走到王银华跟前，掀开被子问他，“生病了吗？”王银华故意提高嗓门，声音响亮地回答：“我什么病都没有。” 日本鬼子没再说什么就走开了，但王银华的衬衣衬裤都被冷汗浸透了…… 第二天早上，船到上海，王杏娥的姨父马上找来十多位朋友，又到警察局去讨了一顶黄旗，护着王银华举着黄旗拥上岸。上岸后，王银华马上叫了一辆三轮车直接将父亲送到殡仪馆，并在棺材的一头挂上了“王文达”的名字，迅速落殓。王银华还打电话给我伯父和谢文安科长等人，见面时，王银华把父亲所托三件物品包括那支金笔如数交给伯父。伯父握住王银华的手，连声说：“王亲兄，你这样的恩德我们用什么来谢你呢？ 王银华对伯父说：“沈科长对我讲过，我们都是抗日革命嘛！”俩人就此挥泪告别。 解放后，父亲被追认为革命烈士。派克钢笔后来一直由我随身携带珍藏，用它学习写文章，随我参军到福建一起保家卫国，转业回到南汇后继续用钢笔为家乡建设写文章，记录父亲和先烈们生前的革命英雄事迹，使革命历史代代相传。 2015年春节，我再次带了家人包括已经20岁的孙子沈令宇一起来到了浙东慈溪观海卫镇（原福山乡）王叶村王杏娥家拜年，送上了上海市人民政府赠予革命烈士家属的慰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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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8-11 08:52: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