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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冕将军贺敏学
贺敏学(1904—1988) 江西永新人。1926年组织永新农民自卫武装。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永新县农民自卫军副总指挥，中共永新县委书记。大革命失败后，与胞妹贺子珍等随袁文才农民自卫军上井冈山，任自卫军中共支部书记。后任第1方面军第24师71团参谋长。参加湘粤赣边区游击战争。卢沟桥抗战爆发后，先后在新四军第1支队第2团和挺进纵队工作，后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参谋处长，联抗司令部参谋长，新四军第1师团长，苏浙军区第3纵队7支队支队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山东野战军第1纵队参谋长，华东野战军第4纵队第12师师长，第3野战军27军副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区防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华东、西北建筑工程总局局长，福建省副省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 1988年4月26日在福建逝世。
他先后7次负伤，虽然是战功赫赫的开国元勋，头上还戴着毛泽东称赞的“三个第一”的光环(即武装暴动第一，上井冈第一，渡长江第一)，但当许多部下和同时代人将星闪耀时，他却与军衔失之交臂，转业地方后，官不过副省；虽然他是毛泽东的至亲，但从没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向党和人民有过任何索取，甚至连一张和毛泽东的单独合影都没有。作为建国后绝无仅有的以副部级之职(逝世后，追授为正部级)被中央盖棺论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的英雄色彩不仅没随岁月消退，反而罩上了神秘的色彩。
以致“文革”中他身陷囹圄，受到无休止的审问批斗时，他都没有搬出自己和毛泽东的关系来保护自己。后来还是他的秘书被审问时说出了贺敏学和毛泽东的关系，军区干部大为惊讶。到贺敏学家看到了毛泽东给贺敏学的亲笔信，就说，老首长你有这个关系为什么不早说呢？这样才放贺敏学回家。可见他为人低调到何种程度。
引毛泽东兵上井冈，帮王佐、袁文才改造部队
1904年，贺敏学出生在江西省永新县一个地主家庭。就读永新县禾川中学期间，与后来的“井冈山大王”袁文才成为同窗挚友。1927年3月，贺敏学加入中国共产党，和两个比他先参加党的胞妹贺子珍、贺怡同为中共永新临时县委委员，时称“永新三贺”、“贺氏三兄妹”。
1927年7月，永新暴动后，贺敏学被推举为中共永新县委书记、永新县革命委员会主席。随后，宁冈、安福、莲花和永新四县农军组建成赣西农民自卫军，王新亚任总指挥，袁文才、王佐、贺敏学任副总指挥，贺敏学还兼任党代表。 9月29日，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千余人来到永新三湾，并对部队进行了改编。贺敏学派人和他们取得联系，并向袁文才作了通报。著名党史专家金冲及在《毛泽东传》中有过这样的表述：“担任中共永新县委书记的永新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贺敏学。是袁文才在永新禾川中学的同学。他和一批共产党员(其中有贺敏学的妹妹贺子珍)，率领一部分农民自卫军携枪随同退到井冈山麓的茅坪。永新县委也到了山上。这是袁、王能够欢迎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上山的思想基础。”10月27日，毛泽东到达井冈山的中心茨坪后，马上写了一封信，派人送往茶陵，把已在工农革命军一营任宣教科长的贺敏学调至井冈山。原来，毛泽东在上井冈山前，就已通过永新暴动的领导人之一王新亚(在秋收起义时牺牲)知道了贺敏学。
贺敏学夫妇和贺子珍
毛泽东调贺敏学上山，首先是为了召开一次有永新、宁冈、莲花三县原党组织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议。也就在这时，贺敏学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会后，贺敏学被毛泽东留了下来，以便咨询有关袁文才、王佐等人及井冈山的情况。贺敏学利用和袁文才的关系，在毛泽东、袁文才两边穿针引线，使得毛、袁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升温。不久，毛泽东答应了袁文才的邀请，搬到茅坪八角楼居住。八角楼离袁文才家只有百来步路，毛泽东与袁文才之间来往很是方便。贺子珍因疟疾未愈，未随永新的共产党员一起回去，此时仍住在袁家。一来二去，毛泽东与生性活泼的贺子珍熟悉起来。贺子珍成了毛泽东了解井冈山一带历史、地理、农民斗争、风土人情的最好访问对象。为把袁文才、王佐的部队改造成一支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队伍，贺敏学付出了辛勤的汗水和心血。但由于他从不居功自诩，加上各种原因，致使解放后党史、革命史涉及对袁、王部队改造的内容时，鲜有提到他的这段经历，许多人的回忆文章中也未加提及。在贺敏学逝世后，当时在袁、王部队担任过连党代表的原中顾委副主任宋任穷，在悼念文章里，才将贺敏学的这段经历给历史和后人作了个明确清晰的交代。
龙源口大捷的策划人
龙源口大捷桥在人民币上
1928年6月22日，在反江西国民党军第四次“进剿”的龙源口战斗前夕的干部会议上，贺敏学陈述了一个出奇制胜的设想：敌前线指挥部设于龙源口附近的白口村，如我军在白口村后的武功潭一带山岭埋伏一支小分队，待敌我双方激战之时，突袭并打掉敌指挥部，势必造成敌指挥失灵，为我军的胜利创造条件。经贺敏学这么一说，袁文才想起去年7月和王佐率领农民自卫军攻打永新时的情景。那次，他们的进攻路线并没有经新、老七溪岭，而是从老七溪岭西麓绕向秋溪附近的武功潭。袁文才接过贺敏学的话说：我对武功潭一带的地形也熟悉，就让我带1个连和贺敏学一起去吧。经过研究讨论，会议采纳了贺敏学的意见，由他和袁文才率三十二团1个连及永新部分地方武装，于武功潭一带埋伏，配合作战，并相机袭击敌前线指挥部。敌军几个团向新、老七溪岭发动的两头攻势十分猛烈。正在双方打得难解难分之时，贺敏学和袁文才率兵奇袭白口村，收到了救急奇效。敌军得知指挥部遭袭，乱成一团，全线崩溃，夺路往永新逃跑。红军和地方武装密切配合，乘胜追击；此战共计歼敌1个团，击溃2个团，缴枪千余支。
1928年1月毛泽东托银匠吴福寿去长沙打听杨开慧的消息，结果带回来都是杨开慧被害的坏消息。袁文才、王佐为留住毛泽东，竭力撮合毛泽东和贺子珍联姻。6月下旬，毛泽东和贺子珍在永新塘边结为革命伴侣。当贺子珍与毛泽东结合后，在一些人眼里，贺敏学也随之成了特殊人物。但他却平静地说：“子珍和谁结婚，那是她的婚姻自由，我还是我，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普普通通的党员。”
找来黄洋界上炮声隆的炮
1928年8月下旬，湘、赣两省敌人探得红军大部队远在湘南未回，井冈山根据地空虚，遂纠合4个团兵力，分两路“会剿”。守卫井冈山的只有三十二团和三十一团团部，势单力薄。驻永新的三十一团一营除留下1个连在原地牵制敌人外，其余部队连夜从永新赶回井冈山，贺敏学率永新部分地方武装也随同上山参战。敌强我弱，眼看战事极为不利，三十一团团长朱云卿感叹道：要是我们也有炮就好了。在他身旁的贺敏学突然记起：龙源口战斗时，三十二团曾缴获过一门迫击炮，坏了一个地方，送到茨坪军械所修理，不知修好了没有。朱云卿喜出望外，准备派人到茨坪去取。贺敏学考虑自己熟门熟路，又是战斗间隙，便和连长谭希林、班长刘荣辉同往。他们来回4个小时，到下午4点左右，终于把迫击炮以及仅有的三发炮弹抬上了黄洋界。此时，战斗进行得正激烈。敌人的攻势虽没有当初猛烈，但红军和赤卫队的抵抗却越来越弱，不仅子弹所剩无几，人也乏了。这门姗姗来迟的迫击炮，在连发两发哑弹后，最后一发终于吼响了。敌军见红军有炮，以为主力回撤，仓皇逃跑。 黄洋界保卫战胜利了，井冈山根据地保住了。毛泽东闻讯大悦，欣然命笔，写下了《西江月·井冈山》的华彩篇章，内有“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一句，就是对这关键一炮颇具浪漫色彩的描绘。可以说，这一炮对保卫黄洋界乃至井冈山根据地都起到了非同寻常的作用、贺敏学在关键时刻，自告奋勇和战友抬炮上山，功不可没。有关此事，他从未对外界讲过，所以人们只知道黄洋界保卫战中那一炮起了特殊作用，而不知抬炮携弹者何人。几十年过去后，已是解放军中将的谭希林和总后勤部秘书长的刘荣辉才道出此事。贺敏学的永新老乡，曾任贵州省委书记、全国政协常委的李立在晚年回忆井冈山斗争诸事时，也留下了一行简短文字：“(黄洋界)保卫战的时候，他(指贺敏学)在小井一个仓库里找到了三发炮弹，搬到哨口上，在俘虏里找到了一个炮手，结果三发炮弹，只打响一发。主席的《西江月·井冈山》中，‘黄洋界上炮声隆’，讲的就是这发炮弹。
毛泽东缓缓地对贺敏学说：他们整你，是因为我，你是受了我的连累呀！
贺敏学夫妇和贺子珍（前左）
1933年3月中下旬，贺敏学任新成立的红二十三军参谋长，指挥部设在会昌。红二十三军转战于粤赣和闽西大地，积极配合中央红军主力作战，打了不少胜仗，“成为赣南战线最有力的主力军”，为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作出了贡献。第五次反“围剿”时，由于失去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主持临时中央工作的博古在军事上又胡乱指挥，战争陷入危局。9月底，共产国际代表、德国人奥托·布劳恩(中国名李德、华夫)来到瑞金，以中革军委顾问身份行使指挥权，积极推行“左”倾教条错误军事路线，使得战争形势越发严峻。看到红军连战皆北，成千上万的指战员在毫无胜利把握的消耗战中倒在前沿阵地上，贺敏学忍不住对李德的“短促突击”战术发表了不同看法。谁知，他的这些话马上被上报，随即，一场政治斗争便降临到了贺敏学身上。
贺敏学父母的烈士证书
他受批斗的理由是：支持过“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不久，贺敏学被撤销职务，调往中国工农红军大学(简称“红大”)学习。 贺敏学被释兵权，与王明路线的执行者意图进一步削弱毛泽东在军队的影响有关，只不过他们没有讲得那么露骨，而是把贺敏学作为“邓、毛、谢、古”线上的人。在此之前，毛、贺两家的亲人都连遭打击。贺敏学的胞妹、时任瑞金县委组织部长的贺怡，由于拒绝揭发丈夫毛泽覃的“反党罪行”，继毛泽覃被解除职务、送往中央苏区北线偏远地区协助基层工作后，也被免职送进了中央党校，当作重点斗争对象，险被开除党籍，幸有中央党校副校长董必武力保。贺敏学年迈的父母也在挨整之列。他们在子女影响下，不惜倾家荡产甘冒风险投身革命，可王明路线的执行者却嫌他们成分不好，连勤杂工作也不让他们干。由于贺敏学不在中央和总部机关，所担职务也不显赫，平时又不显山露水，暂时被那些当权者忽略，直到这次才被“收网”。相比之下，对他的清算已算较迟的了。 1934年2月，红大校长何长工调离后，贺敏学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在一些人的影响下，有些教员和学员动辄用白眼看他，挑他的刺。面对接二连三的打击，贺敏学知道抗争无用，索性埋头教学。上课之余，自己也补习文化，研究战术。但后来，那些人连让贺敏学当教员都不放心，害怕他在学员中散布不利言论，干脆什么工作都不让他干了。此时，毛泽东一家已搬到瑞金城西的梅坑云石山上居住，距红大不远，贺敏学不时前去看望。当贺子珍牵着3岁的小毛出来迎接时，贺敏学一下子兴奋起来，抱起孩子就用胡子扎他，逗得孩子咯咯直笑。这甥舅相聚的欢乐气氛，也深深感染了赋闲的毛泽东。在贺敏学与毛泽东谈话时，天真活泼的小毛在两个大人中间快乐地转圈圈，使得这场谈话一点也不沉闷。毛泽东关切地问起贺敏学的近况，而后缓缓地说：他们整你，是因为我，你是受了我的连累呀!许多老同志在谈论或回忆贺敏学时，少不得要提到他历经坎坷、屡遭磨难、不得其志的一面。此情此因，除了当时的历史环境，与毛泽东确实有关。概而言之，是沾光少受累多。就把1928年至1934年作为一个横断面来说，这是贺敏学一生中工作调动最为频繁之时，而每次调动几乎都随毛泽东的起落而起落。贺敏学跟毛泽东的姻亲关系，被置于路线斗争的平台上，他就无法摆脱跟毛泽东有关的命运安排。由于贺敏学与毛泽东的特殊关系，就算毛泽东地位如日中天时，别人对贺敏学也难免有种距离感。所以不管贺敏学表现如何，能力多强，一些人都难以消弭这种距离感。重用你，是因为你确有能力，打仗有方，也适当照顾到毛泽东的面子；不重用你，是因为你有那种关系，跟你要保持一种距离，要跟你斗一斗，要跟你身后的人物暗中较劲，甚至可以明示：革命者就是不能“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我不重用他，还是为你避嫌，使你免授人以柄! 在送贺敏学下山时，面对眼前一排苍劲有力的青松，毛泽东忽地止步，仰望片刻，才幽幽地吐出杜甫的诗句来：“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进行长征。毛泽东、贺子珍和弟弟贺敏仁都在转移人员之列，小毛跟随部队行动肯定是不行的，可交给谁好呢?贺子珍和奉命留在苏区的兄长贺敏学商量，两人一致认为，最好的办法也只有托给妹妹贺怡了，因为她和毛泽覃也是留下来的人员。送走贺子珍后，贺敏学马上到瑞金梅坑马道口，向中央分局书记项英报到，参加中央军区的筹组工作。
能者多劳
红军长征后，贺敏学参与中央军区的组建工作，随后和陈毅、项英、陈丕显一起在湘粤赣游击区坚持了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七七事变后，
1938年8、9月间他到达皖南新四军军部，奉命担任军部教导总队军事教员，他担任了军事队一大队大队长他讲课生动、形象，很受学员欢迎。
1939年2月新四军挺进纵队成立贺敏学调任新四军挺进纵队参谋长。帮助挺进纵队办起了教导大队，使挺进纵队军政素质迅速提高。成为能征善战的主力部队。
1939年11月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成立，贺敏学调到江南指挥部任侦察科长，后任江南指挥部参谋长。
1940年7月下旬江南指挥部改建为新四军苏北指挥部，贺敏学任司令部参谋长苏北指挥部东进黄桥后，创办苏北抗日军政学校，陈毅点名要贺敏学参加干校筹建，并兼任教育长。
在黄桥战役中，贺敏学率干校一个队和指挥部特务营一同参加战斗，为战役胜利立下了功劳。
1940年11月抗大五分校成立，贺敏学任副教育长兼训练部部长。
黄桥决战胜利后，在曲塘成立的新四军联抗部队，贺敏学任联抗部队参谋长在联抗期间，他指挥过多次战斗均取得胜利，得到粟裕市长和新四军军部的表彰。
1943年8月他离开联抗去华中党校学习。后任新四军第1师团长，苏浙军区第3纵队7支队支队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山东野战军第1纵队参谋长，华东野战军第4纵队第12师师长，第3野战军27军副军长，指挥27军的渡江战役。
渡江先遣大队和《渡江侦察记》
渡江战役时贺敏学任27军副军长兼参谋长。他不仅重视渡江前的战斗动员，思想整顿，适应性训练准备，熟悉地形和水性特点，征集船只。还特别重视侦察工作。他建议派一支小分队先遣渡江，此建议在军党委会议上提出后，未获通过。经过缜密的思考，他派出几名胆大心细的侦查员渡江侦察。侦查员们顺利返回，还带回了有用的情报。还从江南大地上拔了几棵青菜和韭菜，招待军长聂凤智。聂凤智获知，惊喜异常。然后派了多支侦察分队渡江侦察。最后上报中央和总前委获得批准。派出了300多人的侦察队先遣渡江，摸清了敌人的兵力部署，武器装备，工事结构，部队番号，配合大部队渡江。解放后，被拍成了电影《渡江侦察记》。
4月20日，包括27军在内的三野中路集团先行渡江。时任八十师市长的张銍秀将军说贺敏学深入到师里指挥战斗，渡江时贺敏学就和他在一条船上，一道指挥渡江战役。所以毛泽东称赞他是“渡江第一”。
挑起大上海防空重任
新中国建立之初，贺敏学先后担任过山东军区参谋长、苏南军区副司令员等职。1950年底，原本准备入朝抗美的贺敏学，被华东军区司令员兼上海市长的陈毅留了下来，担任华东军区防空司令部司令员兼政委。陈毅向贺敏学等人交待任务：我们解放了上海，解放了华东，但只解放了领土，还未解放领空，只能算是解放了一半，没有制空权，遭到敌人的空袭怎么生存?因此，你们得把天给我看好了，尽快取得制空权!华东防司成立前，已有上海防空司令部。后来根据分工，华东防司驻南京，主要负责上海之外的整个华东地区的防空。解放伊始，敌机对华东沿海频繁空袭，但华东地区的防空力量相当薄弱，在苏联空军来华援助时，不要说高射炮，就连高射机枪都缺少，而且这些较为先进的武器主要还得布防在上海周围。防空是个新课题，也是大难题，贺敏学在此新领域既非“巧妇”，还面临无米之炊的难题，但困难压不倒他，他做出了许多积极有效的摸索，对防空部队和武器作了较为合理的布防，主要担任上海、南京、杭州、福州、厦门等繁华城市的防空任务。华东的防空力量虽陆续有所加强，但因条件所限，仍不能有力地防敌空袭。
1951年2月，华东防司在贺敏学率领下，奉令由南京迁驻上海，与上海防司合并为“华东军区防空司令部兼上海防空司令部”，由贺敏学任司令员，郭化若兼任政治委员。4月18日，根据中央军委电令，郭化若兼司令员和政治委员，贺敏学改任第一副司令员。郭化若一身数任，主要职务为华东军区公安部队(原淞沪警备部队)司令员，因此防司实际上仍由贺敏学主持工作。华东防司于6月28日组织全华东地区的防空部队举行一次实兵演习，以贺敏学为演习司令员。这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任务艰巨，准备时间短促，贺敏学立即高效地开展了工作。亲临现场、自始至终观看了演习全过程的军委防空军司令员周士第，肯定演习是成功的，赞扬了华东军区防司和各部队的工作有很大成绩。他的严格、认真和严于律己、爱护同志，给华东防空部队广大指战员留下了深印象。
1952年8月，上级通知：贺敏学转业地方，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建筑工程部副部长。
陈毅：“贺敏学怎么连省委常委都不是?”
20世纪50年代中期，国家首次实行给干部定级。当时上级给建工部西安建筑工程管理总局局长贺敏学定的是行政7级(正部长级)。这对贺敏学这样的老革命已是偏低了，可他又主动降低一级，只要了个8级(副部长级)，说这里很多同志的级别偏低，我调低一级，可以调高好几个一般干部，这样更有利于调动干部的积极性。后来，中央组织部还追问：为什么没给贺敏学评7级？
1958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将中央直属的建筑企业下放，以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西管总局撤销后，中央原定贺敏学担任中央建工部第一副部长。他到北京还没上任，却被通知到福建担任副省长。自1958年8月奉命南下后，贺敏学再没离开过福建，副部级职务几十年一贯制。连老战友、老上级陈毅都感吃惊：“贺敏学怎么连省委常委都不是?”
毛泽东赞他“三个第一”
1954年6月，中央建工部在北京召开全国建筑工程局长会议。时任华东建筑工程局局长的贺敏学第一次到北京。外甥女娇娇(李敏)在星期天到北京饭店看望舅舅后，马上把消息告诉父亲毛泽东。毛泽东甚为高兴，让女儿转告舅舅，请他于翌日晚7点钟来中南海丰泽园做客，还嘱卫士长李银桥派车去接。
这是自中央苏区分别二十余年后，贺敏学和毛泽东的第一次会面。毛泽东关切地询问贺敏学这些年都做些什么工作，家属情况怎么样，贺敏学一一回答。毛泽东仔细倾听着，很少打断他的话。后来，贺敏学告诉妻子李立英，毛泽东曾称赞他有三个第一：武装暴动第一，上井冈第一，渡长江第一。
这其中，武装暴动第一，是指贺敏学1927年领导四县农军发动的永新暴动。毛泽东早年所写《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曾言：“暴动队始于永新。”暴动后，贺敏学任中共永新临时县委书记，兼赣西农民自卫军(由四县农军组成)副总指挥、党代表，在指挥部队打退敌人的两次进攻后，率暴动队跟随袁文才、王佐上了井冈山--在党政军高级干部和开国将帅中，贺敏学当之无愧是第一个上井冈山的。渡长江第一，是指贺敏学以二十七军副军长兼参谋长之职，亲自指挥麾下八十师二三八团，于1949年4月20日晚在安徽无为县的泥汊和狄港渡江。毛泽东说：“你们部队是全军最早过江的部队。”
毛泽东戴在他头上的“三个第一”的桂冠，贺敏学除了向妻子李立英道及，始终不曾炫耀于人。
心血浇铸福建工业发展里程碑
在西管总局撤销后，原定贺敏学就任建工部第一副部长。他到北京还没正式上任，负责组织工作的老战友宋任穷会见了他，以征询的口气道：你的工作能否变动一下？边说边递过一封信，是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省长叶飞写的，请求中央调贺敏学到福建省担任副省长，主管全省建设。贺敏学明白了，今天宋任穷是出面做自己的工作来的。宋任穷语气温和：你也知道，主席的“论十大关系”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沿海工业经济，现在福建准备大搞工业，你懂军事，会打仗，又有建设经验，到福建前线大有用武之地。当然，你有不同想法，也可以向组织上提出来，我们会慎重考虑，尊重你的意见。贺敏学笑道：我好似一个要出嫁的姑娘，叶家要娶我，你在中间作媒。你是井冈山的老战友，他是新四军的老上级，我还有什么好说的。
贺敏学是在1958年那场举世闻名的“八二三”炮战后不久来到福建的。贺敏学到任后，叶飞同他畅谈了省情：福建的工业相当落后，国防建设、发展农业林业和改善人民生活都受到影响，造成落后的原因，一是解放前就落后，二是解放后福建一直被当作国防前线。今后不能这么搞下去，要搞建设，得注意工业问题。他还告诉贺敏学、毛泽东和许多中央领导都表示支持福建搞些必要的工业。随后，贺敏学广泛听取意见，通过开调查会、找干部谈话、查阅档案资料等方法，掌握到了更为详细的资料和数据，并开始精心设想、勾画建设福建的宏伟蓝图。刚上马的三明工业基地任务艰巨，基建任务繁重。贺敏学鼓励大家做光荣的开拓者，在三明建起福建的乌拉尔(指苏联战后建设的工业基地)，结束福建手无寸铁的历史，在福建工业发展史上建造一座光辉的里程碑。
年过半百的贺敏学，白天下现场，晚上开会研究，连续工作40多天，为这个新兴工业城市，也为福建省新的工业基地铸造雏形。一天在工地上突遭雨淋，加上连续作战，疲惫至极，在第二天的汇报会上，精神不振，眼睛似睁非睁，不时用手托头。秘书孙海林见后，感到奇怪：以前贺老开会上班都是精精神神的，从不打瞌睡，今天怎么了?他忙给他递过热毛巾，走近一看，却发现他的脸烧得红红的。与会人员纷纷劝他休息，他仍坚持听完汇报并对问题作出决定后才躺到床上，其时高烧已达39．6度。
创业之初的三明卫生条件差，疾病蔓延快，已出现脑膜炎疫情，而工地上仅有一所30张病床的小医院，完全不能适应需要。贺敏学经过连续打针吃药，3天后高烧是退了，体质却很虚弱，不时咳嗽。他却不当一回事，又拖着虚弱的身体，投身紧张的工作，不是叫人来汇报，就是往第一线跑。贺敏学当年在华野十二师的老搭档伍洪祥，此时任福建省委书记处书记，受省委委派兼三明公社党委第一书记，主管三明工业基地工作，与贺敏学又开始了并肩战斗。回忆这段往事，伍洪祥说：“三明工业基地建设，贺老是有功的，没有他率的建筑队伍不行。可以说，他的到来，解了叶飞和省委的燃眉之急。”
1958年12月，三明钢铁厂一期工程的土建部分宣告完成，开始安装调试。叶飞闻讯，很是兴奋，提出：三明钢铁厂于元旦出钢，来个开门红。1月2日24时，三明钢铁厂一号转炉炼出了红彤彤的第一炉钢水，结束了福建不产钢的历史。
继三明工业基地后，贺敏学所作关于南平、厦门地区工业、基建工作的调查报告，为省委、省人委决策提供了科学参考。对省会福州的建设，贺敏学也倾注了无穷心血。
在事关百年大计、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工程建设上，贺敏学认真负责，精益求精。他虚心听取专家和群众意见，极大地发挥各方的智慧与力量。建邮电大楼时，工程师们设计好图纸后，贺敏学审查时感到不够完美，有修改的必要。但他不武断，先找来专家、工程师、技术人员现场办公。福州邮电大楼落成，名噪八闽，国家建工部和邮电部都称赞不已。它不仅是福州也是福建最高的建筑，还是最漂亮的新建筑。经40多年的风雨，邮电大楼至今仍完好无损，其质量仍然是福州市城建第一流的。但在当时，贺敏学的超前意识却为一些人不理解，以致在为娃娃们盖福建省最好的中学——福州一中时，他主持制定的方案遭到搁浅。学校建成后，贺敏学顿足叹息：太小家子气了，照我们的方案，要宏伟可观实用好几倍! 宋任穷对井冈山老战友贺敏学在建国后的工作评价是，“全身心地投入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去，创造性地工作，成绩显著，有口皆碑”。
魂归井冈
八旬高龄的贺敏学不顾年迈体弱，坚持工作。虽然经常咳嗽，痰中还偶尔带有血丝，可他毫不在意，吃点药后又去参加各种会议，讨论问题，为改革开放出谋划策。1985年的一次体检，发现贺敏学得了癌症。他并没有什么思想负担，还豁达地对妻子和孩子们说：我希望趁着脑子还不糊涂，为国家和福建的经济腾飞多出些力，再做点事，希望你们不要阻拦我，否则让我躺在床上不动，即使多活几年我也不干。
大病初愈感到来日无多的贺敏学，最放心不下的事情之一，是关于自己所谓的历史不清问题。8月间，他从伍洪祥那里得知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陈丕显回到了福建，马上提出要见他。陈丕显亲切会见了这位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的老战友和他的妻子。贺敏学一见面就说：阿丕，XXX、XXX讲我有历史问题，长期怀疑我的历史，却又不把组织结论和我见面，这问题搞不清楚我死不瞑目! 贺敏学提及的两人都是福建省委的前主要领导，陈丕显见贺敏学带病谈“问题”，而且语气很重，吃惊道：他们究竟讲你哪一段有问题? 贺敏学生气地说：还不是说我在赣南时被捕过，叛徒龚楚没有杀我! 陈丕显听后，说：这个问题不是已经搞清楚了嘛!我当时是负责南雄这块的，你出来后，找到了我，又找过项英，组织上对你进行了审核考察，清楚你的历史，对你也是信任的，他们怎么冒出这个事情来?! 一旁的伍洪祥知道贺敏学解放后，特别是到福建后所受的各种委屈，对陈丕显说：丕显同志当初作个正式结论就好了，还差点让它成了无头案。陈丕显为这两位福建省委前领导人对贺敏学瞎猜测乱怀疑之行为心头有气，也为当初自己在贺敏学出狱后没把结论做彻底而满怀内疚之情，他向贺敏学所受的冤枉表示了深深的歉意。
不久，贺敏学在温泉宾馆迎来了生日，省委给他送来了寿桃和蛋糕，许多老同志纷纷前来到宾馆庆贺，陈丕显在伍洪祥、尹峰夫妇的陪同下，也到宾馆看他来了。
1987年，全国政协在北京召开六届五次会议。贺敏学抱病与会，回到福州后再次病倒。见父亲卧床数月不起，终日陪伴在身边的只有母亲，女儿汪洋很揪心，想把父亲的病情告诉哥哥姐姐，贺敏学坚决不让告诉，而要他们在外安心工作。连组织上都看不下去了，到8月贺敏学过生日时，组织出面把他们叫到福州来。贺敏学知道后，还坚持要自己出路费，不让增加组织的负担。
1988年春节，贺敏学坚持参加了省委在梅峰宾馆召开的团拜会，不慎感冒，随后又病倒了。3月6日，政协六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召开第十七次会议，贺敏学因病重未能出席，还专门交待家人要替他请假。在这次会上，他作为特别邀请人士，继续当选为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接到通知后，他气喘吁吁说：谢谢组织和大家的信任，但我已不能工作了，还是把名额让给别人吧。 4月26日，在亲人们的守候中，贺敏学在福州鼓山疗养院安详地闭上了眼睛，终年84岁。 5月8日上午，福建省委、省政府在西湖宾馆礼堂为贺敏学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叶飞的挽联最是引人注目，其云：“上井冈赴疆场初显英雄本色；逢浩劫处逆境更见烈士高风。”
1989年4月26日，贺敏学逝世一周年忌日，按照他的生前意愿，他的骨灰由夫人李立英，女儿小平、汪洋，外甥贺麓成、贺春生等亲属护送安放在肃穆、庄严、雄伟的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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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4-23 10:0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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